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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母与荡妇:新时代女性偶像的黄昏

来源:乌鲁木齐文学网 日期:2019-8-8 分类:武侠仙侠

人类母亲偶像通常有三种使命:生命的赋予者、对生命的呵护(母爱),以及对人间苦难的拯救。观世音菩萨就是如此,她对华夏民族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佛陀,如同圣母玛利亚超越了耶稣。这位东亚母亲是拯救苦难和鼓励生殖的首席救星,她响应着男权社会发出的最热烈古怪的呼声。有许多证据表明,正是东传的耶稣故事成为远东地区观音形象的母本。这位仁慈的拯救者最初是个身穿白袍的男性,而后才逐渐变性,转型为华夏社会的伟大母亲。

与此相对的妈祖则是海洋社会的偶像,在她的命名里,包含着“所有妈妈的祖先”或“第一个妈妈”的语义。她居住在自己的庙宇里(有时也在佛寺和道观中安身),并在华语地区受到广泛祭祀。妈祖拥有色彩艳丽的偶像,却拒绝提供独立的僧侣、仪典、经文和教义。这完全符合民间母亲宗教的基本特征:停留在情感和经验的层面,保持着单纯天真的容貌,并且拒绝向过于思辨的神学升华。

对妈祖大规模崇拜的香火,是由明朝太监郑和所点燃的,而其精神动力则来自他的孤苦童年。郑和早年丧失双亲,为此,他毕生都在寻找母亲的代码,并执意要为其打造最富丽堂皇的神殿。据福建沿海的民间传说称,郑和在建造妈祖庙时曾见到一位乞丐老妪,容貌酷似他的母亲。他为此收养了她,并专门建造了一幢云南风格的木楼“母亲楼”供其居住。该楼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才轰然倒塌,被历史的尘土所吞没。这是妈祖的另一个人间影像,她佐证了母亲偶像的非凡意义:只有她才能慰藉受难者的孤寂灵魂。

观音和妈祖就这样平分了大陆和海洋的地理空间。她们是高贵的呵护者,是所有中国男人的母亲和民间关爱的最高代表。这是传统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在那些苦难迭起的岁月里,她们坐在香火缭绕的大殿,永恒守望着中国人的芸芸众生。

但在她们身后,近现代中国并未产生新的母亲偶像。观音和妈祖闭合了新母亲偶像的创造机制。中华民国制造过“总统夫人”的偶像,她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一度成为传奇。此后,红色意识形态系统又推出了“国母”和“大姐”等新阶级贵妇群像,指望她们能够成为道德楷模。与此同时,救火女英雄向秀丽、女英雄刘胡兰以及劳动模范郝建秀等等,从更为平凡的角度,汇入了女性偶像的炽热队伍。“文革”之后,在抹除了造反女英雄的记忆之后,新的知识偶像开始涌现,我们可以看到史良、林巧稚和谢希德等人的身影。在一个知识救国的时代,这些“居里夫人的中国姊妹”,为饱受惊吓的民众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希望。

但是,官方宣传谱系并不能把这些文化精英有效地升格为大众母亲偶像。她们的影像稍纵即逝,无法抗拒时间的瓦解力量。只有那些以“祖国”“人民”“故乡”和“黄河”等命名的抽象事物,热烈响应着中国人的恋母情结。但这同样不是真正的母亲偶像,它们只是一些母亲的概念代码,散落在崇拜者的四周,装点着人们的幸福生活。

我无法在此详尽地回顾中国社会偶像的演变历史。我只想扼要地指出,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多次文化变异,它业已完成了母权偶像(如弄权的悍妇吕后、武则天和慈禧)→情欲偶像(西施、赵飞燕、王昭君、貂蝉、杨玉环、陈圆圆、祝英台、七仙女与白娘子等)→贱妇偶像的战略转型。这意味着端庄的母亲偶像,已经退出中国文化的阔大舞台。

2006年举行的文化偶像评选表明,在所有那些女性中间,除了情欲型偶像,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母亲偶像的踪迹。但事实上,“母亲”并未彻底蒸发,只是它与人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人与偶像的垂直关系消失了,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水平关系:由于资本逻辑的作用,母亲急速下降到了情妇的级位,她们从神位上走下来,悄然溜入了男人的卧室。这种剧烈的结构转换引发了母亲偶像的死亡。在偶像的暗淡黄昏,母亲的爱意瘫痪在了情欲泛滥的现场。

在贵妇型母亲死亡之后,“贱妇”开始大规模涌现,她们的性感身影遮蔽了母亲的衰老容颜。在广州,一位年轻女人以“博客”的方式展开自我性隐私曝光;某四川女歌手利用“性丑闻”来自我炒作。在她们的四周,环伺着赛金花、柳如是等诸多下半身偶像。她们从历史传说的粉红色尘埃里复活,与“新生代”性工作者一起,充当文化荡妇的代言人。她们在本质上与生殖和守护无关,而是成为一种纯粹的身体型代码,为华语地区男人的秘密情欲提供服务。

所有这些迹象都已经清晰地表明,官方媒体严肃的规训化声音,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娱乐需求。公众渴望民间丑角的诞生,并且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作出热烈反响。2005年,是中国文化史中最奇特的年份之一。芙蓉姐姐、程菊花、红衣教主以及全体“超女”预备队,在短短数个月里大量涌现,形成巨大的大众文化风暴,令所有的观察者目瞪口呆。一方面是学术掮客大肆推销儒家经典,一方面是大众媒体炒作文化呕像,这种尖锐的对比,显示了文化价值体系的严重分裂。

人们已经看到,“流氓雀”裸身上网,孤身跟网友展开大战,而她年幼的孩子就在身边。这种古怪的场景展示了一种崭新的母亲造型的出现。她是无畏的母亲,同时也是性感的女战士,奋战在口水飞扬的互联网沙场,给那些胆敢冒犯和辱骂的敌手以迎头痛击。

芙蓉姐姐的出现,引发了小规模的结盟浪潮。有报道称,她的拥趸们自称“小蓬蓬”,模拟金庸武侠小说,组成虚拟的“芙蓉教”,推举芙蓉姐姐为芙蓉教主。这是“哄客社会”诞生的重要迹象。这种蓄意的幕后炒作的成功,意味着炒作者完全掌握了大众心理的秘密。

看过程菊花舞蹈视频之后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罕见的自我献身的丑角,应大众媒体的娱乐需求奋然出场,以呆傻可爱的形象,从她的古怪“道具”——一种蛹状的呼啦圈里脱茧而出,完成了她对于娱乐群众的献身,成为引逗大众爆笑的杰出明星。菊花的这种“蝶化”,似乎是所有丑角明星诞生的戏谑性象征。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里,电视、平面媒体和互联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以花脸代替花旦,以“呕像”替换偶像,用愚乐取代娱乐,进而以丑女经济代替美女经济。自从内地进入周星驰式的娱乐时代以来,历经大约八年的反讽式话语的炼制,中国大众文化突然发生了剧烈的价值飞跃。它不再是精英文化的附庸,而是要独立自主地开辟反偶像和反美学的奇异道路。

然而,丑角时代的真正主角,既不是丑角本身,也不是大众媒体,而是那些渴望民间丑角诞生的娱乐群众。他们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作出热烈反响,以期从他们那里榨取最大的“娱值”。他们汇聚成庞大的“哄客社会”。“哄客”是针对文化丑角的新式消费主体,享受丑角带来的狂欢,并通过收视率和点击率进行投票,在互联网上表达意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他们的趣味决定了“丑角经济学”的收益,也决定了丑角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哄客是丑角的同谋,但他们的叫嚣却是丑角时代的最强音。

侏儒式的巨人、面容丑陋的美人、举止粗鄙的淑女、身段走形的模特、技艺拙劣的舞蹈家、恐怖走调的歌手、文字恶俗的作家,这些丑角是价值倒置的英雄,向精英主义制定的公共审美尺度发出咄咄逼人的挑战。尤其是那些歌者和舞者,冒着被耻笑的危险,以惊人的率真,展开电视—互联网抒情,引发公众无限惊叹。

正是资讯时代的电视和互联网,向小人物提供了无限多的机遇,使城市草根有自我书写的契机。从芙蓉姐姐和程菊花的故事里,人们可以探测到“阿甘正传”的诸多元素:她们看起来都有点儿呆傻,但并不伤害他人;她们都喜欢自言自语,热衷于炫耀自己的身体;她们的舞蹈(歌唱)跟阿甘的奔跑有着惊人的相似点——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却饱含着被人关注的渴望。

这里蕴藏着一种近似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语法,而正是这语法导致了“芙蓉”们的荣誉转型:从一个令人发笑的丑角,摇身变成全新的励志偶像。据说她表情端庄,登上北京大学讲坛,向学生们发表演讲,恳切地宣叙人生的哲理,以及她个人艰难奋斗的感念,并再度展示了自己的“S”形造型。尽管这只是一种商业炒作的噱头,却提供了主流体制改造丑角偶像的广阔前景。它预示着一种体制化的奇迹: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来规训丑角,把她们变成符合规范的新人。

女性偶像的性感化、情欲化和纵欲化,阻止了母亲偶像的复苏与诞生。符合资本主义的市场游戏,就是把情欲变成有效的文化商品,它需要制造大批人工偶像来完成情欲营销的使命。母亲偶像妨碍了情欲的表达,她们必须被悬置或遗忘,借此为“荡妇”偶像的生产和推销腾出位置。在“荡妇”流水线的尽头,我们看到了无数情欲消费者的身影,他们是肉体叙事的最大买家,维系着欲望市场的可持续繁华。

母亲偶像的缺失,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个体人格的普遍成熟,恰恰相反,它隐含着一种失去社会平衡的心灵危机。在母性偶像的关爱、劝慰和软化功能萎缩之后,管制日益严厉的父性体制将变得更加坚硬、无情和粗暴。一些互联网的观察报告已经证实,在不公正指数急剧上升的严厉现实中,这种浸透着仇恨汁液的抵抗,早已成为BBS的基本话语母题。母亲偶像的死亡,不仅为父式官方威权提供膨胀空间,也为暴力化的民间话语反叛开辟了汹涌广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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