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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味•夏之情】回忆那曾激情燃烧的岁月

来源:乌鲁木齐文学网 日期:2019-10-29 分类:近代诗词
破坏: 阅读:1053发表时间:2017-06-17 14:08:57

40年前的1977年,与今天的形势有着天壤之别。那时刚刚经过“文革”十年动乱,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刚复出的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制度。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通过广播电台飞向全国各地,那时的中国,欢声雀跃,举国沸腾。
   我当时在河南省鹤壁市鹿楼公社杨小屯农场下乡,是一名已下乡三年的女知青。农场有知青500多人,天天下地劳动,吃粗粮、睡冷屋,出大力、流大汗,心情很是苦闷。1977年10月下旬,我从广播里听到党中央恢复高考的消息后,立刻在农场报了名,不久,在农场领到了准考证。
   离正式考试的时间已不到一个月,于是,我回到母校鹤壁矿务局中学,参加复习班进行文化课“恶补”。十年“文革”期间,知识贬值,全国盛行“读书无用论”。那时候,许多青年人不知“三角函数”为何物,连英文的26个字母都认不全,他们多少年不碰书本,被称为“耽误了的一代”。当时,鹤壁市报考的人数有一万多人,年龄大致在20—35岁之间,绝大多数是城乡知识青年。
   1977年12月7日清晨,我骑着自行车来到鹤壁高中(老区)的考场。走进校园一看:啊,人真多,一水的年轻人,个个豪情万丈,走路象一阵风。我走进二楼西的考场时,教室里的座位已经全部坐满,我手持《准考证》坐在3组第一排。当时的监考老师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女教师,带着眼镜,说话很和蔼。高考题目由各省、自治区自拟。7日上午考语文,作文题目极具时代特色,叫《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二选一。8日上午考数学,发卷仅20分钟,考场的人几乎全交了白卷,跑光了,就剩下我自己。监考老师鼓励我说:“你别慌,好好答题,时间有的是!”我发挥最好的是考政治,拿了全市最高分95分,这得益于我平时好看报纸听广播。当时不考英语,理科考物理、化学;文科考历史、地里。
   当时全国参加77年吉林著名的癫痫医院高考的考生一共570万,仅录取了27.3万人,录取比例为29比1,是中国高考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当时我的高考总成绩是247分(已超本科录取分数线,236分即可上河南大学),在全鹤壁市名列前茅。但在填报志愿上出了岔子(高考志愿由农场知青干部代填)。本来我完全可以上武汉便宜的癫痫病医院有哪些本科,但阴差阳错命运不济,最后被安阳师专(即后来的安阳师院)中文科录取。当时我已下乡3年多,回城无望,对这个录取结果也就接受了。
   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是农场的带队干部送到我家的,全家人欣喜万分,好比自己的孩子中了举人一般,我母亲立刻放下饭碗,将这个喜从天降的大好消息告知左邻右舍。第二天,整个矿务局总机厂工人村都沸腾了,大家争抢来看从未见过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祝贺我考上了大学,那几日,我家挤满了前来道贺并取经的邻居。
   我1978年2月正式到安阳师专中文科报到,77届学生的学费、书费、生活住宿费全免。这是一座建于民国时期的老学校,有着悠久的教育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校舍建筑古色古香,一水的青砖青瓦带廊带柱宽檐平房,冬暖夏凉。77届只有一个中文班,共42人(女生10名),全部来自豫北地区的城乡考生,绝大多数为农村考生。班上有数名已超30岁的同学,他(她)们撇下了年幼的孩子,只身前往安阳师专就读。
   河南省长垣县的农村考生刘增海,当时已30出头,家中有4个孩子,老大才7岁。他媳妇是一个农村妇女,在大队劳动挣工分。刘增海上了大学,家中的一切都扔给了媳妇,困难可想而知。亏了刘增海的父亲,当时是乡里的一个公办教师,有工资,不断接济大儿子,才使刘增海的4个孩子艰难成长。因为家庭负担太重,刘增海在学校的学习压力比谁都大。别人在寝室里嘻嘻哈哈,互相开玩笑,只有他躺在床上不吭声,用棉袄蒙着头,一个人长吁短叹。尽管压力大,但刘增海负重前行,在班中口碑极好,毕业后为河南省濮阳市电台副台长。入学那年我21岁,在班上属“小字辈”,天天快乐无比,不是画画,就是唱歌,再就是跟班上的同学们一起办黑板报。
   学校的老师绝大多数是从“文革”的牛棚中解放出来的“臭老九”,他们在“文革”十年的动乱中,受批判遭游斗,下放到偏远的农村接受改造,没有人格尊严,身心倍遭摧残。这些知识分子个个饱读诗书,极富才华。十年浩劫结束,他们恢复自由,彻底解放。回归课堂时,个个拂去风尘,精神焕发,满怀激情为我们授课。
   77级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学校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还不太完备,我们入校后,甚至连正规印刷的教材都没有。十年动乱,全国各高校一片混乱,老教科书惨遭焚毁,新教科书还没有编写出来。我们入校使用的教材书籍,全是手刻钢板一页一页油印的。但同学们的学习劲头异常刻苦,路灯下、被窝里,常有学生在读书。大家浑身充满了活力,旺盛的求学精神,合着青春的激情,燃烧在每个大学生的细胞里。我在学校如鱼得水,拼命学习,总分成绩在班上排名第四,单科(现代文学)成绩排名第一。我的作文,经常被写作老师当成范文,在课堂上宣读。
   77级这届学生的素质很好,都是从农村、工厂、商店、学校、知青点选拔出来的精英。当时同学们正直青春年华,个个头脑聪慧、博闻强记、意气风发。课堂上,那些鬓发斑白的老师向我们系统传授中文专业知识,讲古今中外文学史和优秀作品赏析;同学们聚精会神,侧耳聆听,上课认真做笔记。大家视课堂为神圣的知识殿堂,象海绵吸水一样,生怕漏听了一个字,将老师课堂上的讲述牢牢记在心里。
   那时侯,学校食堂仅几张木制餐桌,学生喜欢在寝室里就餐。寝室没有饭桌,大家就将饭碗放在地上,找个小板凳或者小纸箱什么的,随便一坐,开始用餐。学校食堂的伙食很简单,小米稀饭、咸汤、馍、大米、卤面、咸菜、炒蔬菜,很少看见蛋肉。饭票和菜金全为学校免费发放,每月15—20元,女生勉强够吃,男生不大够,每天上午第四节课时,男生就开始饥肠辘辘了。大家最喜欢吃学校食堂的蒸卤面,管这叫“过共产主义生活”,敲着饭碗快步去食堂排队打饭。食堂里最好的菜,是皮渣炖油炸豆腐,根本不见肉,可同学们吃起来,那叫一个香。那时我们的饭碗,一个比一个吃得干净,从来没有发生过学生将剩饭剩菜往泔水桶里倒的情况。
   学生寝室的饭局,便是大家侃侃而谈、交流讨论的场所。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评价着老师的讲课内容和授课特色,模仿着老师的讲课神态。此时,大家抢着发言,各种新鲜名词,一串一串地往外蹦,各种千奇百怪的观点,也一条一条地往外倒。同学们边吃饭边讨论,将课堂上老师的授课内容,和着饭菜,一块吞到肚子里。
   晚上上晚自习,各个教室和学生阅览室灯火通明,座位坐得满满的。每个同学都在安安静静地读书,写笔记,很少有人往外溜。晚上10点熄灯,教室里的同学还不想走,于是,班长侯正玉就下令打扫卫生,用荡起的灰尘往外撵人。
   同学们回到各自寝室(无空调无暖气),洗涮完毕后上床躺下,于是,便拉开了高谈阔论的大幕。我们77级语文班的学生,无论男女,个个都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讲本领。同学聚齐后,小小宿舍立刻变成了激情沸腾的会议室,各位同学先是在蚊帐里逮蚊子,互相逗趣,然后就开始发表演说,交流见闻,讨论国家大事、抨击时弊。谈着谈着,就变成了激烈辩论,形成阵营,双方谁也不甘示弱,滔滔不绝地发表各自的高见。讲到高潮处,半夜12点还不肯收兵。我们隔壁宿舍是77级数学班的女同学,她们经常来敲我们的窗户,哀求我们“别喷啦,你们乱得我们没法睡觉啊!”啥时候隔壁的同学提出抗议了,我们女生寝室啥时候才消停。据说男生寝室也如此,常被隔壁同学提出噪声抗议。
   第二学年,学校从外地调过来好几位德高望众的优秀教师,还请来专业作家教我们如何搞小说、剧本、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创作。老师鼓励我们多读书,多思考,写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课后,班里定期主办图文并茂的黑板报,同学们的作品,都可以在上边发表。中文科定期举办文学、书法、美术大赛,我就发挥绘画特长,利用业余时间给班上同学的文学作品配图。
   学校举行体育比赛,是同学们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刻。班上的绝大多数同学,无论男女,特别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来自鹤壁的王国建,上学前在工厂里受过专业培训,安阳师专的乒乓球大赛,冠军非他莫属。只见他左手挥拍,抽拉削球,急如闪电。尤武汉癫痫病权威医院其是他的高抛发球绝技,颇有专业运动员的风采。男子篮球赛,我班回回第一,杜宝庆、李言生、岳喜山、刘国强等数名篮球健将,跑得快、投得准,在篮球场上潇洒矫健、活力四射。陈乔居是个活泼的女生,往往给男子篮球比赛当裁判,手势一打,哨音一响,全场的男运动员都得听她的。后来中文科专门组建了一支女子篮球队,吸引了我班好几个女同学参加,学校的篮球场上,经常能看到这支巾帼不让须眉篮球队的潇洒英姿。尤其是漂亮女生王建霞,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鸭蛋脸,五官俊秀。穿一身大红色球衣,运球跑起来就象一团火(王建霞毕业后任河南省濮阳市邮政局收投局局长)。学校的体育场、文艺大舞台、诗歌朗诵会、谜语大赛、美术书法展览室,都是同学们展示风采、激情燃烧的场所。77级中文班的同学们,个个信心十足,豪情万丈,没有一个孬种。
   三年的求学岁月很快就过去了,1980年12月,我们毕业了,未曾想成了“抢手货”。从1966年到1977年,中国的高考中断了整整11年,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77级的大学生成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高等院校毕业生,可用“凤毛麟角”来形容。许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到人事部门去争夺人才。我们班上的大多数男生进了省、市党政机关,后来成了市级、县级、科级领导。我回到了故乡鹤壁市,由于当时鹤壁矿务局百废待兴,人才奇缺,矿务局组织部的领导跟鹤壁市人事局的领导吵了一架,指名道姓,将我这个本局子女强要了过来。从此,我与鹤煤结缘,先是到鹤煤矿中当高中教师,后到鹤煤新闻中心矿工报社搞新闻工作,其间,还兼任《河南省东方家庭报》的记者,《鹤壁日报》社的特约记者。
   来自河南林州红旗渠畔的宋建生,有着林县人的朴实与坚毅。他个头不高,很敦实,长相平平,扔到人堆里就找不着。宋建生在班里话不多,学习刻苦,平时很低调,在班里一点也不显眼。毕业后,平时低调的宋建生象一颗被埋没的珍珠,立刻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采。这个喝红旗渠水长大的年轻人,有着林县人能吃苦、为人厚道的品质和坚韧不拔的太行人性格。因为他工作努力、团结同志,工作成绩特别突出。没几年功夫,宋建生就被提拔为河南省安阳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他来自太行山老区农村,苦难中长大,到机关工作后,接受了党多年的教育和组织培养,作风平实、待人谦和,后升任安阳市人事局局长,编办主任(正县级)。2009年,宋建生晋升为安阳市政协副主席(副厅级)。
   对宋建生的成功,有些同学感到很惊讶,因为他在班里实在是太普通太不显眼了。但宋建生不负众望,身为副厅级领导,没一点官架子,见了班上的老师和同学们,那叫一个亲。2007年5月,安阳师院校庆时,分别了27年的77级中文班的同学首次聚会,把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师们也请来了,大家见面个个激动万分。宋建生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又是安排宾馆饭店,又是联系车辆。身为局长,宋建生亲自从面包车上往下卸一提一提的矿泉水,然后一瓶一瓶地送到老师和同学们手中,忙得满头是汗。
   2007年同学大聚会以后,我跟宋建生整整10年没见面了。今年我参加了班级微信群,又和宋建生在手机里碰面了。他依然质朴,象太行山的石头那样,问啥说啥,实在得很,没半点官架子。我问他的家里情况,他将自己和孙子的照片以及孙子的书法帖子,“哗、哗、哗”地贴出来,并明确表示妻子的照片没有好看的,等照出好看的一定贴出来让同学们都看看。
   再就是牛在远,课堂上我俩之间的座位相差只有半米多,他来自河南省浚县一个十分贫困的家庭,衣服破旧,毛边布鞋,我从来没见他穿过新衣裳。毕业时,牛在远娶了个农村媳妇。当时学校有援藏任务,77级的毕业生如果谁去西藏工作,国家负责安排家属的工作及户口。为了这,牛仔远毅然决然选择去西藏工作。我们都看过纪录片《孔繁森》,当时西藏阿里地区冰天雪地、气候恶劣、地震频发,缺医少药,有些地方简直就是不毛之地。当地西藏牧民的生活状况极其困难,缺衣缺粮,教育十分落后。
   牛在远在西藏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做了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并且一待就是10年。他不怕吃苦,以坚强的毅力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就象当时的孔繁森那样,在冰天雪地里,他将自己的满腔热情和知识才华,奉献给了西藏牧民,为落后的藏区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牛在远的工作相当出色,多次受到西藏教育部门的表彰。援藏期满后,鉴于他的出色表现,母校安阳师院在本校又为他重新安排了工作,牛在远现在已是师院离退处的副处长。2007年77级中文班同学大聚会时,牛在远身穿一身笔挺的西服,微笑着、很礼貌地给每一位同学打招呼。但他对自己在西藏做出的巨大贡献,闭口不谈。
   全国77届的大学毕业生虽然人数太少,但是极大地冲击了职场壁垒森严的关系网,开了“知识人才进入职场“的先河,使得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愈来愈浓厚。77届的大学毕业生走入工作岗位以后,绝大多数都成了各界精英和领军人物,有的直接进入了中央、省部领导层。
   1977年高考,是中国拨乱反正、向知识和文明的回归,是国家复兴的拐点。七七届大学生,成为这个时代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一代人。对我们安阳师专中文科77届语文班的全体同学来说,是一种自豪和骄傲,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次人生的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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