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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我用行走划下了人生的半径(散文)

来源:乌鲁木齐文学网 日期:2019-12-23 分类:感人的话

我可能是那种情绪化很强的人。在智者看来,这种活法绝对不可取。但对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我至今无悔。如果在与活得很不好进行比照时,我宁可选择活得不好而拒绝活得糟糕。我不想将我身上的那点理想主义赶跑了。

我时常情不自禁地唱起那首著名的美国乡村歌曲——《答案在风中飘》: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他才能叫男人?

也许是因为这句歌词的诱惑,我才开始了我的跋涉。我其实并不是一个不安分的好动的人,我甚至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安分的人。因为我很能一下子沉下心来,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譬如,我在兴化一所农村中学,一呆就是四年,在盐城一家乡村中学,一呆就是七年。

但不知什么原因,我现在竟然成了一个因为一点点东西就能感动而作出在别人看来是异乎寻常的选择的人。似乎经历的那些坎坷并没有能让我更加智慧起来。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反正早在1997年秋天,在苏北盐城乡村,当更多的人还只知道埋头走路的时候,我终于抬起了头,将目光投射向了远方。

我就这样成了盐城地区的第一个——第一个告别体系而只靠自己的能力活着的人。我不是盐城人,我从1990年秋天调至这个地方后,就从来没有找到根的感觉。这些年来,如果我偶尔之间还有根之感觉的话,我得实话告诉你,教育是我的根。我对教育倾注了太多的情愫。我跳来跳去,但我没有跳出教育。我的目光投射得再远,也还是将那深情的目光投注在教育上。

我曾经问过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跳来跳去?最初的原因可能仅仅是季节。我写过一篇小说《春天后面是夏天》。我们教师的生活就像春天后面是夏天一样的可以预知,波澜不惊,没有任何高潮,也不可能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平平静静,平静得让人一想起就感到可怕——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活着一辈子呢?

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可能,我仅仅想去掉头上那顶乡村教师的帽子。当我做了十多年的乡村教师,当我一次次想调进我们的县中而不可得时,我自然会想到如果有另种途径,那么,我会无怨无悔地选择这条路。因为,我不需要再去为调动去奔波,不需要将尊严与人格捧在手上,今天求校长,明天求局长,还要打通很多门路,花去无数若干的人民币,然后才能得遂所愿成为一个县中的教师。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没有选择这样的活法。当我看到一个个因为打通了各种关节而走进县中的人,最后也没有出落得怎么样我就有一种似乎带着点恶毒的快活。我忘了告诉你,我这个人还有点玩世不恭,原因吗,我还想告诉你——这个世界,我已经琢磨得很透了。当有一个大学中文系要调我进中文系写作室时,我尝试着到教育局递上了请调报告。可是,我未能获得批准。这其实是我早就知道的情形。我看到了局长冷漠的脸色,看到了教育局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办事员,他都可以对你摆出老爷的派头来,我于是终于下定决心,勇敢地走了出去。是的,我不可能对那些人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我知道这样做可能很不合时宜,但我必须这样。这是我的原则。虽然我对这个世俗的社会琢磨得很透,但并不影响我选择一种理想主义的生存方式。或者说,正因为我对这个世界琢磨透了,我才有了那种理想主义者的清醒。

对我来说,我没有失掉什么。我戏仿马克思的话劝慰我那不希望我离家的妻子说,无产者挣破了一个旧的天地之后失去的仅仅是乡村教师的头衔,但得到的将是真正的教育。我继续对我的妻子说,改革的铧犁现在终于插进教育这块中国最后的处女地了。我会干得非常好的。到时候,我来接你出去,一同接享受生活与事业的荣光,一同享受成功的喜悦。

这就是我在九七年春天毅然走宁波万里国际学校的真正的原因。我的妻子含着眼泪非常不情愿地送我上路,一直送到宁波。当我送她返程时,我却无法知道平常连穿马路都觉得非常害怕的妻子,是怎样转道上海,然后再由上海回到苏北乡下的。

直到进入宁波万里国际学校,我在那么多的教育打工者们之间艰难地活着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无法享受到生活与事业的荣光,也无法真正走进我们理想中的教育世界。当我住进那幢破旧的渔业生产基地的大楼,从那间两人共用的小小的卫生间破了的窗口看向远处灯闪闪烁烁的霓虹灯时,迎着从破窗户里吹来的冷风,我于是清醒地知道了,在那个叫清水浦的地方,我其实还是一个乡村教师,虽然,我以高的分数考进了这所学校,但我的身份并没有得到改变。

我终于渐渐悟透了我们这一群离家出走的人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可怜。我们是国有学校中不安分的一群,很多极具个性极富才华的人都被校长们打入了另册,可是,没想到,逼上梁山之后,我们仍然无法成为主宰自己的国王。我们的命运仍然那样悲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比出走之前更糟。我们在没有任何经验的前提下走上了这条路,更多的时候则是茫然,不知道后面是什么在等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将走向哪里。

躺在那间四面通风的宿舍里,睡在单人床上,我们经常午夜梦回,不知道自己心在家里身在异乡。有时,一醒转来,坐在床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呆。那时候大脑里一片空白。

我后来又走了很多学校。最惨的一次是走进了无锡一家私立学校。那家学校的高中部座落在离市区很远的一个废弃的军工厂。是在山中。学校将所有的《中国教育报》都悄悄地收起来了,怕我们看到上面的一个个诱人的招聘信息。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手机因为山区的地理位置,经常无法接受到信号。至于日常的生活,就只是非常单调的工作,陪着一帮智力非常低下但一个个财大气粗的学生。一到雨天,当我们想要洗衣服时,从自来水管里抽出来的水,都是浑黄的泥浆水。有一天,当我再度面对这样的场景时,我只有欲哭无泪。

我最远走到了珠海,在一个湖北人办的学校里苦度着自己的岁月。那个学校里特级教师特别多,都是退休以后来挣钱的。他们其实什么也没有失去,但却拿着比我们高出许多的工资。我们只有工作的份儿,却无法对董事长提出为自己加点薪的要求。董事长将薪水标准卡得很死。我们这些走出来的中级职称的教师们,永远干着最苦的活儿拿的却是最不公正的薪水。到了现在还是这样。

我知道,我的想法有点浪漫。对一个身上有几分文学细胞的人来说,有时候我觉得人必须要这份浪漫。虽然在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将人整个地害苦了。荷尔德林说,人应该诗意的栖居。我就是因为这句话而放弃了公职,去寻找我诗意的栖居之地。可是,我没有想到,我至今还只是一个漂流一族,一个步履匆匆的行走者。没有人为我加工资,没有人为我评职称,没有人为我办理调动的人事关系。我想挣脱一种东西的包围,但那种东西偏像一张网一样将你牢牢网住。我很希望将事情想得简单一点,什么也不去想,一切都自己默默地去做,可是,我这种年龄的人,得考虑很多必须考虑的东西。我必须考虑怎样才能让我的妻子活得更好,怎么样才能不让我的儿子像我这样辛苦辗转地活着。

还有一些原先没有的迷惘,总是悄悄地爬到我的心头,咬啮着我的心,不由得我不去思索……

在走进宁波时,我写过一篇散文《走进万里》。在这篇文章里,我记叙下我当初应聘时的情景和心绪:

我走在中山路上,很不自信。我一个乡村教师能够走进这个都市并能成为这里的一员吗?当我真切地想着这一问题的时候,我的心里无法不产生一种对都市的恐惧。我在乡下活得太久了,我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人。我无法面对都市的灯红酒绿,我对在我面前一掠而过的人流车流茫然而不知所措。这个时候,我真的想好好地哭一哭。

在万里教育集团的那个弄堂口,我看见了很多和我一样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他们聚集在弄堂口等待着校车将他们带到校区去,看学校,考核,面试……

我一阵茫然。在偶像已经打破、信仰已经无存的时代,还有什么值得我们用此后的后半生去换取的呢?

但我们不走出来又能怎么办呢?我想起我的两次得奖。一次是在一九九零年年底,我参加县里的青年教师优质课大赛,一不小心得了一个一等奖。这时我刚刚调进盐城,刚刚让自己的事业在盐城一所叫时杨中学的农村中学起步。我原以为这一个开头实在太美好了。可谁知,这只是当时一个27岁的年轻人的单纯而美好的教育单相思。自从我捧回了一等奖后,我的日子便再也没有好起来。我莫名其妙地开始了人生下坡路。很久才明白了,这家学校的校长也是教语文的,因为这位校长当年也参加过这种教学大赛而只得了一个可怜的三等奖。而当1993年,一纸参加省青年教师语文优质课的大赛通知发到我们学校时,我却没有能及时拿到。校长大人把它压下了。当我知道了这一桩事实时,我从报上看到的却是省青年语文教师大奖赛落下帷幕了。

我从此不再参加任何一种形式的比赛,无论是教学的还是论文的。

一九九四年,将中级职称谋到手以后,我再也无心教育,而是走向书房,走向文学,开始了我的文学之旅。我相信自己的才能,我会在文学世界里找到我立足的地方。

直到一九九六年年底,一个叫※※※的年轻校长成了时杨中学的一把手,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走进我的书房,让我振作起来。这时,我心有所动。在他与教育局的安排下,我参加了盐城市的青年语文教师大赛。可是,这时我却悲哀的发现,那么多时间里我沉浸在文学世界里,我已经找不到当年那种教育的良好感觉了。最后,我只捧回了二等奖。再一次与省青年教师大赛错过。错了,一切都错了!开始错了,接下来的便全是错。我欲哭无泪。

你一定注意到了,这两个奖的时间差是六年。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青年教师有几个六年?

我还是未能走进县城,无法面对更优秀的高中生施展自己的教育才华。甚至,当※※※校长也出面对教育局说情,姜广平应该将他放到更好的学校去发展,这既是我们对这个外地教师负责,也是对盐城教育负责,可是,又有什么用呢?在苏北那片土地上,才情算什么?智慧又值什么钱?理想放在哪里?抱负在哪里实现?

也许就是这些,决定了我最终还是拒绝了※※※先生的挽留,南下来到了著名的万里国际学校。

……

从万里国际学校走出来,我走到过广州,走到过深圳、珠海、无锡……在很多地方,我停留的时间都极短。在我的爱人困守着主流教育的阵地时,我无法在任何一个教育的别处停下我的脚步。而现在,当我习惯了漂流之后,竟然时时都有着一种让自己流浪的惯性。只要一看到丑恶,一看到伪善,我就不想继续面对。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的教育理想并没有能找到一个可以扎根的地方。

我的一个朋友也问过我,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地方,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也有着某些方面的问题?

是啊,我们是有问题的。

我现在还能想起刚到珠海的那一天:当我的一双脚蹭到珠海的地面时,我最急切的愿望仅仅是洗一把澡。什么伟大的想法都在我的脑海里消失殆尽。后来我站到了水龙头下,任温热的水冲刷着我肮脏得有点发臭的身躯。我看着从我的胴体上随着皂沫流下的污水的时候,心里便有点凄楚难言。这时候我就想哭。这时候我想起了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说过:我们是一群无望的偶然的生物,被扔在了这个没有我们也必然存在的世界上。他独语般地说,人的存在具有一种问题的形式。我信这句话。我就是一具有问题的身躯。我时常问自己:我是谁?谁是我?我要走向哪里?我来这里干什么?

脑子里经常有问题折腾的人一定是一个活得很不好的人,也一个很有点问题的人。但我清醒地知晓一点: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将是非常糟糕也非常可怕的事情。现在折腾我的问题是:当我抛却了过去的一切之后,我便再也无法停止动荡了。我已经再也不可能诗意地栖居了。我会一直走在路上。最好的状态也只是有一个可能的栖止的时光。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诗意地栖居?当然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过去我曾经有过什么诗意的栖居吗?要是我的头上戴着美丽的光环,像一个特级教师那样,被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上海中学、中国中学这样的名校礼聘过去,我相信,我会有一种教育的诗意的栖居。可是我们无法有这样的机遇。现在,还是一个非常考究职称的时代,而我已经脱出了体制。虽然我现在已经能够拿出足以与一个特级教师等量齐观的成果,但我的职称还是中级。谁能对我们这一类人多看一眼呢?即如我现在供职的学校,校长多次说可以考虑低职高聘,可是,方方面面的原因,我仍然是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做着比高级职称教师还要高质量的活儿却拿着一份让我觉得屈辱的薪水。

我现在的状况如果非常好的话,那就是我已经能够像伟人那样了——每当发放工资的日子到来,我绝不打听我这个月拿了多少,也绝不到财务室领取我的工资条。拿多拿少似乎不是我的事。在能够决定自己尚能生存的时候,我已无力计较这些了。随他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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